独家特稿 | 北京大学为何重要？
编者按
近日，中共中央印发
《关于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的通知》
对党史学习教育作出部署安排
在不久前的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说
在庆祝我们党百年华诞的重大时刻
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
历史交汇的关键节点
在全党集中开展党史学习教育
正当其时，十分必要
习近平总书记曾在
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到
“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和一些早期著名活动家，正是在北大工作或学习期间开始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并推动了中国共产党的建立。这是北大的骄傲，也是北大的光荣。”
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特别邀请
著名党史研究专家
北大历史学系黄道炫教授
撰文讲述北京大学为何
在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过程中
有如此重要的地位
让我们跟随黄教授的文章
一起回顾历史
感受时代共振
看曙光如何从红楼升起
1936年，毛泽东回忆他任职于北京大学图书馆时的生活：“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以算是一种补偿……当北海上面正结着坚冰的时候，白梅盛开着；杨柳倒垂在北海上，枝头悬挂着水晶似的冰柱，因而想起唐朝诗人岑参咏塞外冬雪的名句：‘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北京数不尽的树木激起了我的惊叹和赞美。”
毛泽东在北大
除了古都的冬，更能吸引毛泽东的，还是五四时期北京大学澎湃着的新潮流、新思想。毛泽东说，正是在北大这一段时间，“我对政治的兴趣继续增长，我的思想越来越激进”；“我在李大钊手下，在国立北京大学当图书馆助理员的时候，朝着马克思主义的方向发展。”
在北京大学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进而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当然不仅仅是毛泽东。可以毫不夸张地说，20世纪20年代初的北大，是催生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温床。
北京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李大钊主任室成立
1998年，北京大学建校一百周年之际，学者萧超然先生曾撰文谈到北京大学和马克思主义及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中共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之前，北京支部的成员共12人，包括李大钊、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范鸿喆、朱务善、李骏、张太雷等，基本上都是北大的师生。
中国共产党召开第一次代表大会时，全国有党员53人。其中正在或曾在北大工作和学习过的党员有21人，包括：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张国焘、邓中夏、罗章龙、刘仁静、高君宇、何孟雄、范鸿喆、朱务善、张太雷、李骏、沈雁冰、李季、袁振英、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包惠僧、张申府等，几占了全国党员人数的一半。13名中共“一大”的参加者中，在北大学习或工作过的有6人：毛泽东、张国焘、刘仁静、陈公博、王尽美、包惠僧。更重要的当然还有陈独秀、李大钊，这两个中国共产党建党的灵魂人物，和北大的关系尽人皆知。
“南陈北李”（左图为陈独秀，右图为李大钊）
电视剧《觉醒年代》剧照，李大钊与陈独秀
当北大在中共建党中的重要地位已成不争的事实时，或许更有意思的问题已经不是是不是这样，而是为什么会这样。站在学界最前沿的北京大学，和当年最具生气的政治潜势力相逢，催生了中国的共产主义运动。这里面看似偶然，其实有强大的内在逻辑。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是一个有主义、有理想、有信念的政党。共产主义运动既是一场政治革命的实践，又具有强烈的思想革命的特征，可以说，正是马克思、恩格斯代表的人类向往自由平等、反抗强权压迫，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引领了共产主义革命的实践。这一点，和北大的精神若相契合。蔡元培主持北大，以“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相号召，北大当之无愧成为新思想的荟萃和发源地。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孑民，浙江绍兴人。著名教育家、思想家、民主主义革命家。光绪十八年进士，曾任翰林院编修、京师大学堂译学馆教习、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6—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
《觉醒年代》中，陈独秀与蔡元培探讨北大在新文化运动中的作用，认为北大是宣传民主科学的绝佳舞台。
北大既有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周作人等新一代文化人，也有辜鸿铭、黄侃、刘师培、陈汉章、梁漱溟等学有专长的专业教授，加之民国初年中国人强烈的获取新知欲望，各种新思想汇入，几乎当时国内外流行的思潮都可以在北大找到踪迹。思想的碰撞交锋，尤其是陈独秀、胡适、李大钊、鲁迅等倡导的新文化的风气，大大改变了中国文化和中国思想的气质，中国人开始从思想上拥抱世界，这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变化。
画作《新青年》（北京大学校史馆藏，校友刘大鸣创作）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不能不说，和20世纪初中国人在思想上拥抱世界，关系至巨。作为一种产生于西方社会，某种程度也是针对西方社会问题而来的革命思潮，马克思主义却在遥远的东方激起强烈回应，除了马克思主义本身思想上的强大吸引力外，马克思主义展示的不满、改变和近代中国人强烈的求新求变心理正好契合也是重要原因。
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早期领袖的陈独秀，同样是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这样的偶合当然不是碰巧。而北京大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温床，又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孵育者，同样有历史的趋势在。一个在当年中国最具思想的高等学府和世界上最有情怀和实践品质的思想的结合，可谓水到渠成。这里面既有思想的力量，也有思想走向实践的力量。正如共产国际判断的：“由社会主义的和马克思主义的书刊哺育的知识分子是这个国家里最活跃的一股力量。”
北京大学第一院（文科校区）红楼（1918年落成，位于汉花园，今沙滩）
在中国共产党开始革命实践的初期，陈独秀和李大钊可谓中国共产党并峙的双峰。两个人都和北大有着不解之缘，陈独秀曾任北大文科学长，李大钊则曾任北大图书馆主任。稍有不同的是，陈独秀在五四之后不久离开了北大，而李大钊一直在北大任职，并成为北大也是整个中国北方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
章士钊曾经说：“守常一入北大，比于临淮治军，旌旗变色，自后凡全国趋向民主之一举一动，从五四说起，几无不唯守常之马首是瞻。”李大钊代表北大既追求新知，又严谨、求实的风格，这一风格对早期中共党人影响极大，并在一定程度上涵育了中国共产党人的性格。从追求新知一面言，李大钊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作者，也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1919年夏，李大钊写成《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
1919年，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六号上发表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阐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三个部分。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广泛传播过程中极为重要的一篇文章。
李大钊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要领”归结为两点：一是“人类社会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经济的构造。这是社会的基础构造。一切社会上政治的、法制的、伦理的、哲学的，简单说，凡是精神上的构造，都是随着经济的构造变化而变化”。二是“生产力与社会组织有密切的关系。生产力一有变动，社会组织必须随着他变动”，否则，就会出现“社会革命”，以建立新的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社会组织，但这样的革命不会轻易发生，只有当生产力发展到“在他所活动的社会组织里发展到无可再容的程度”的时候，才会发生。李大钊的归纳，触及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显示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已有相当深度。
1920年3月，李大钊与北京大学学生邓中夏、高君宇等人酝酿，决定组织“马克斯学说研究会”，为建立共产党组织做思想上和干部上的准备。研究会发起的19人及后来的参与者，多是北大学生及旁听生。所以又称“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1921年会员合影
这个研究会是中国最早的比较系统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也是李大钊把“愿意研究马氏学说”的人联合起来的尝试。该会搜集关于马克思学说的各种外文及中文资料，集资建立收藏共产主义图书的藏书室——“亢慕义斋”。“亢慕义”是德文“共产主义的”译音，“亢慕义斋”的意思即“共产主义室”。北大的“亢慕义斋”就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源头。
“亢慕义斋”图书室旧址
从严谨、求实一面言，李大钊“很注重实际的资料和比较研究”，是中国共产党开展调查研究的先驱。在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前，李大钊凭着社会改造的关怀及自己受到的社会学训练，就对社会调查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成为马克思主义者之后，他又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改造要求和实践传统，自觉地通过社会调查了解中国实际。
《每周评论》上《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
1919年3月，他在《每周评论》发表《唐山煤厂的工人生活》一文，开中国企业工人生活调查之先河。五四运动后，李大钊又亲身到唐山开展社会调查，访问唐山工业专门学校，调查开滦林西矿，了解工人的劳动和生活状况。同时，李大钊指导北大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成员深入工厂、工人当中，安排北京大学的罗章龙、新潮社成员罗家伦等到唐山，在唐山京奉铁路制造厂、启新洋灰公司、开滦矿务局展开劳动状况调查。随着中国革命不断走向深入，农民和农村问题的重要性日渐凸显，革命者越来越多地关注农民和农村问题。1925年，李大钊到河南郑州一带，走访农村，撰成《土地与农民》一文，利用大量调查资料，对农村土地问题，农村革命动力做了深入分析，这是中共论述中国农村和农民问题的重要文献之一。
李大钊的社会调查关怀，不简单是个调查技术问题，后面包含的是对民众生活的关心，以及走入社会实际的要求，这也正是北大的学风和传统。1916年，北京大学曾开设社会学班，社会调查是社会学不可或缺的内容。从1914年起即任职北大的社会学家陶孟和说：“我向来抱着一种宏愿，要把中国社会的各方面全调查一番，这个调查除了在学术上的趣味以外，还有实际功用。一则可以知道我国社会的好处，例如家庭生活种种事情，婚丧祭祀种种制度，凡是使人民全体生活良善之点，皆应保存；一则可以寻出吾国社会上种种，凡是使人民不得其所，或阻害人民发达之点，当讲求改良的方法。”
画作《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北京大学校史馆藏，校友李雄范创作）
抱持着贴近民众、救国救民的信念，当年的许多北大师生在李大钊、陈独秀等影响下，选择投身共产主义运动，成为建党时期共产主义者的最大输出地。从《新青年》《每周评论》等刊物的宣传，到开展社会运动、走向与民众结合的道路；从组建学生救国会、少年中国学会等社团，到创立共产主义的党团组织；从五四学生运动到在中国开展共产主义运动，北京大学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
北大的这种精神，如鲁迅先生所说：“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正是这样的努力和关怀，让20世纪20年代的北大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发祥地。
时间过去百年之后，回头看北大这批怀抱理想的师生们和初创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结合，可以清晰感觉到，中国历史的运行轨迹，正是从这一刻发生深刻改变的。
参 考 文 献
埃德加·斯诺著、董乐山译：《西行漫记》，三联书店1979年版，第128、132页。
萧超然：《马克思主义与北京大学——为纪念北大建校一百周年作》，《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关于一大时中共党员的具体人数及其与北大的关系，近年又有新的说法，总体看，北大占据的比例还有抬升的趋势。
《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现状》（1922年7月30日），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编：《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1917-1925，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年版，第240页。
章士钊:《我所知道的守常》，《回忆李大钊》，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45页。
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李大钊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4-15页。
张国焘：《我的回忆》第1册，现代史料编刊社1980年版，第80页。
《孟和文存》，上海亚东图书馆1925年版，第112页。
《我观北大》，《鲁迅全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58页。
作者简介
黄道炫，江西赣州人。现任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主要从事民国史、中国革命史研究。1989至2020年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工作，研究员；2020年调任北京大学工作。曾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课题、中国社会科学院重点课题的研究。出版专著《张力与限界——中央苏区的革命》《蒋介石：一个力行者的思想资源》等，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等发表论文数十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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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初心！北京大学与中国共产党的创建
撰文：黄道炫
来源：北京大学党委宣传部、历史学系
图片：北京大学校史馆、受访者提供、人民日报、《觉醒年代》电视剧
视频：北京北广传媒影视股份有限公司
封面：朱海燕
编辑：杨婉婷
排版：刘涵烨
责编：以栖、昭花花